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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多，有人在橱窗前驻足观看，有人在长椅上坐着聊天，有人在报刊亭前翻看杂志，有人在冰淇淋车前排着队——一小队孩子，手里攥着硬币，踮着脚尖朝车窗口张望，脸上写满了迫不及待。那些人的穿着让肯尼迪想起了些什么。
男人的衬衫熨得笔挺，女人的裙子色彩鲜艳，孩子们的运动鞋干干净净。
不是每个人都穿得好，但没有人穿得差。
那种均匀的、没有被贫富差距撕成两半的穿着水平，他在美国很少见到。
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睡满了失业者，他们的衣服上全是补丁，有些人甚至没有鞋子。
而现在，一九三五年，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爬出谷底，而柏林的街头，人们的生活潇洒而自在。
车子继续向前。
“多德先生，”肯尼迪的声音忽然有些干涩，“美国媒体上说的那些——”
“都是真的。”多德没有等他说完。
肯尼迪愣了一下。
“都是真的？”他重复了一遍。
“都是真的。德国确实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德国确实有秘密警察。德国确实有政治犯。德国确实不存在美国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全是真的。”
“但是——”
“但是，美国媒体没有说的是——柏林的失业率已经在百分之二以下了。
美国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十七。
柏林的工人每年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可以去波罗的海的疗养院。美国的工人还在为每周六天的工作日和大萧条以来被砍了两次的工资单发愁。
柏林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学校管一顿午饭，每顿饭都有肉蛋奶。”
多德说完这些，沉默了。
肯尼迪也沉默了。
车子驶过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河面上有几艘小船，船上的人在划桨，有人在船上支了小桌子，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看起来像是在吃午餐。
两岸的河堤上种满了柳树，柳枝垂到水面上，随着水波轻轻晃动。河堤上有人在散步，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牵着狗，有人在长椅上看书。
“这是施普雷河。”多德说。“以前这条河的河面上全是垃圾，一九二七年，他们花了两年时间清淤、筑堤、种树。现在水质能达到游泳标准。”
肯尼迪看着那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河，想起了波士顿的查尔斯河。查尔斯河也是干净的，但查尔斯河两岸住的是有钱人。河这边是剑桥，哈佛和麻省理工；河那边是波士顿，后湾区那些十九世纪的褐石联排别墅。不是每个美国城市都有一条干净的河流穿过市中心。
车子在一座公园旁边停了下来。多德说：“下来走走吧，透透气。”
公园没有围墙，就是一大片草地，几排树，几条石板路，从人行道直接走进去，没有任何阻碍。
肯尼迪走上草地的时候，鞋子踩在草皮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草坪上到处都是人。有人在铺着毯子野餐，毯子上摆着面包、香肠、水果和一瓶白葡萄酒。有人在踢足球，十几个人分成两拨，用外套堆了两个球门，踢得不亦乐乎。
有人只是躺在草地上，枕着胳膊，看着天空，什么也不做。
最让肯尼迪驻足的，是那些孩子。
一个小女孩在追一只蝴蝶。她大概三四岁，穿着一件红色的小裙子，金色的头发扎成两个小揪揪，跑起来的时候两个小揪揪一上一下地跳，像两只兔子耳朵。
蝴蝶飞得快，她也跑得快，跑几步就扑一个空，扑空了自己也笑，笑得咯咯的，笑声清脆。
一个小男孩在骑三轮车。他看起来比小女孩大一两岁，穿着蓝色的短裤和白色的T恤，T恤上印着一头小熊。
他的三轮车骑得飞快，在石板路上歪歪扭扭地冲，后面跟着一个穿围裙的女人——大概是他的母亲——一边追一边喊“慢一点，慢一点”，那是全世界的母亲追孩子的时候用的都是同一种语气。
还有一群孩子围在一个老人的身边。老人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把口琴，在吹一首肯尼迪没听过的曲子。旋律简单而轻快，像流水一样从口琴的金属格子里淌出来。
孩子们拍着手，跟着旋律蹦蹦跳跳，有人跟着哼唱，有人张开双臂假装自己是飞机，在老人面前跑来跑去。
肯尼迪站在草坪边缘，看着这幅画面。
他的脑子里也有别的画面，那些是从《纽约时报》的新闻版上看到的，是从《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看到的，是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那低沉而严肃的声音里听出来的。
那些画里的德国是黑白色的，天是灰的，地是烂的，人是一个个佝偻着背的、看不清脸的、像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影子。
而他眼前这幅画是彩色的。
天是蓝的，草是绿的，裙子是红的，蝴蝶是黄的。那些孩子有名字，有笑容，有未来。
“多德先生。”
肯尼迪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被那些正在草坪上玩耍的孩子听见。
“德国真的是这样的吗？”
多德站在他旁边，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目光落在远处那个正在追蝴蝶的小女孩身上。
“是这样的。”
肯尼迪转过身，看着多德。
“那美国媒体上那些——”
“肯尼迪先生，”多德打断了他，
“美国媒体上没有说假话，但美国媒体上也没有说全部的实话。
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一个失业超过一年的工人不会因为领不到救济金而去偷面包。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女人和男人同工同酬的。”
他苦笑了一下。
“至于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这些东西不符合‘红色恐怖’的叙事。
如果你告诉美国人民——德国工人一年有一个月带薪假，而美国工人还在为了不被解雇而拼命加班——你觉得美国人民会怎么想？
这个问题一旦被问出来，答案就不是那么令人愉快了。”
肯尼迪沉默了。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他站在波士顿的街头，看着一群失业工人举着牌子走过，牌子上写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
那时候他是个富有的银行家，住在波士顿最贵的街区，开着最好的车，送孩子上最好的私立学校。他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举着牌子上街——在他的认知里，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熬过去就好了，举牌子有什么用？
现在他站在柏林公园的草坪上，看着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追蝴蝶。
他在想，那个小女孩的父亲是谁？是一个矿工？是一个农民？是一个码头装卸工？不管他是什么，他的女儿今天穿着干净的红裙子，在草坪上追蝴蝶，不用担心吃不上饭，不用担心上不了学。
“多德先生。”
“嗯。”
“你觉得——我们的美国能变成这样吗？”
“肯尼迪先生，我是一个美国外交官。我的工作不是评价美国能不能变成什么样子。我的工作是向华盛顿报告德国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德国的变化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但既然你问了，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变成这样。我只知道，如果美国不改变，它很快就不会再有‘变成什么样’的选择了。它会被迫选择的。”
“走吧。”
肯尼迪转过身，跟着多德走回了车里。
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像是把另一个世界关在了外面。
车子驶出公园，继续向市中心方向开去。
车窗外的柏林在午后的阳光下继续运转着，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流如织，喷泉的水珠在阳光中画出短暂的彩虹，孩子们在广场上喂鸽子，老人在长椅上下棋，年轻的情侣牵着手从斑马线上走过，女孩的裙摆在风中扬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肯尼迪靠着车窗，看着这一切。
他在想，他的报告应该怎么写。
写给罗斯福看的那份报告，和他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不会是同一份。
因为在柏林看到的这些东西，如果原封不动地写进公开报告，送到国会山，送到《纽约时报》编辑部，送到广播电台的播音室——他们会说肯尼迪被德国人收买了，会说他是红色间谍，会说他是美利坚的叛徒。
他们会说这些，不是因为他在说谎。
是因为他说了实话。
而有些实话，在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比谎言更危险。
肯尼迪忽然想笑。
这是一种在他五十一年的商业和金融生涯中很少出现、但此刻却无法抑制的、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荒谬感的、无可奈何的、苦涩的笑。
美国媒体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德国描绘成一个地狱。而他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狱比美国大多数城市都更适合人类居住。
那美国人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呢？
没等他想完，车子就已经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停下来了。
肯尼迪推开车门，走下台阶。
午后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眯了一下眼睛，柏林的天空还是那么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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