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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的春天来得比北方早。民国七年三月,乌蒙山间的野樱桃花已经开了满坡。新开垦的梯田层层叠叠,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山腰,麦苗青翠欲滴。若是不知情的过路人看到这般景象,或许会以为这里是一片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但沈砚之知道,这份宁静有多么脆弱。
这天清晨,天还没亮透,叙永城北的校场上已经响起了操练声。沈砚之负手站在点将台上,看着垦荒营的新兵们列队操练。
这些新兵大半年前还是流民,如今已经能走出整齐的队列了。虽然和正规军相比还差得远,但那股子精气神,已经和当初蹲在街边等死的模样判若两人。
“大哥。”耿怀仁从台下走上来,手里拿着一叠账册,“上个月的账目核完了。”
沈砚之接过账册,就着晨光翻看。屯田计划推行一年有余,已经有了些成果。三个垦荒营开垦出近两万亩荒地,去年秋粮收了八千多石,除去军粮和屯户口粮,还余下两千石存进了粮仓。加上周祥泰等商户的商贸经营,叙永的财政虽然仍然吃紧,但总算能勉强维持了。
“周老板那边怎么样?”沈砚之合上账册。
“周祥泰倒是守信用,年前又追加了五千大洋的股本。不过......”耿怀仁压低声音,“最近叙永来了些生面孔,据弟兄们探查,是成都那边派来的。”
沈砚之眉头微皱。
陈宧被段祺瑞调走后,四川督军换成了刘存厚。此人是川军出身,却和北洋系走得很近,对护国军残部更是视若眼中钉。自从沈砚之拒绝交出防区后,双方的关系便一直紧绷着。
“盯紧那些人,有异动立刻报我。”
“明白。”耿怀仁顿了顿,又道,“还有一件事。昨天从泸州方向过来一队人马,大约百余人,领头的叫赵其昌,说是蔡锷将军旧部,专程来投奔大哥的。”
“赵其昌?”沈砚之想了想,“这名字听说过。护国军第一军的营长,在川南打过几场硬仗。”
“就是他。蔡将军病逝后,唐继尧把滇军里非云南籍的军官排挤得厉害。赵其昌是贵州人,被借故撤了职,部队也被收编了。他咽不下这口气,带着百多个不愿散的弟兄,一路辗转找到咱们这儿。”
沈砚之沉吟片刻:“人现在在哪?”
“安排在南门外临时扎营了。大哥要见吗?”
“见。”沈砚之走下点将台,“既然是蔡将军的旧部,这个面子得给。”
南门外的空地上,百多名士兵正在埋锅造饭。他们虽然衣衫破旧,武器也参差不齐,但营帐搭建得整整齐齐,哨兵布得一丝不苟。沈砚之远远看了一眼,心中便有了计较——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赵其昌三十出头,中等身材,方脸膛,左眉上有一道刀疤。见到沈砚之,他大步迎上来,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沈将军!护国军第一军三团二营营长赵其昌,率部一百三十七人,请求归附!”
沈砚之还礼,打量着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汉子:“赵营长远道而来,一路辛苦。请帐内说话。”
进了临时军帐,赵其昌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道:“沈将军,蔡将军在世时,常对我们说起您。他说您是真革命,是真为了老百姓着想的。如今蔡将军不在了,我等不愿跟着那些新军阀混日子。听人说您在叙永屯田养民,便想来看看。这一路上,我亲眼见到叙永地面安宁,百姓有饭吃,有地种,比四川别处强了十倍不止。我赵其昌是粗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当兵吃粮,要对得起良心。沈将军若不嫌弃,我和弟兄们愿意跟着您干!”
沈砚之没有立刻答应。他看着赵其昌的眼睛,缓缓问道:“赵营长,你跟着我干,图什么?”
赵其昌一愣。
“升官?我这里不比别处,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来了也还是营长。发财?我叙永穷得叮当响,军饷经常拖欠。安逸?说不上。刘存厚虎视眈眈,滇军那边也对我不放心,随时可能刀兵相见。”沈砚之顿了顿,“这些东西,你想过没有?”
赵其昌听完,反而咧嘴笑了:“沈将军,我要是图那些,早去投刘存厚了。他给我开过价——副团长,每月三百大洋的军饷。我没去。”
“为什么?”
赵其昌收起笑容,正色道:“因为我是蔡将军带出来的兵。蔡将军说过,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不是当哪个军阀的私兵。沈将军,我打听过您的事。您辛亥年在山海关举义,二次革命打袁世凯,护国战争又冲在最前头。打了这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弟兄,您要是想升官发财,早就是一方督军了。您窝在叙永这个穷山沟里,为的是给老百姓挣条活路。跟着这样的人,我心里踏实。”
沈砚之沉默良久。
他想起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周仲文也是这样说的——“大哥,跟着你,我心里踏实。”
“好。”沈砚之站起身,伸出手,“赵营长,叙永欢迎你。”
赵其昌双手握住沈砚之的手,用力摇了摇。
就这样,叙永又多了一支百战余生的精兵。
然而,麻烦也随之而来。
四月初,成都督军署发来一道措辞严厉的公文。公文中称,叙永“擅自收编溃兵,扩充武力,破坏川省军政统一”,限令沈砚之在两个月内将部队缩编至一个团,多余兵员一律遣散,逾期不执行将以“叛逆”论处。
与此同时,叙永城内的粮价开始莫名其妙地上涨。周祥泰派人一查,发现是几个外来的粮商在大量收购粮食,导致市面供应紧张。
“有人在背后搞鬼。”耿怀仁把调查结果摆在沈砚之面前,“这几个粮商的幕后老板,是成都督军署军需处的副处长。”
沈砚之冷笑一声:“软的硬的,都来了。”
“大哥打算怎么办?”
“公文不必理会。刘存厚眼下正和滇军在川南对峙,他不敢轻易分兵来打叙永。”沈砚之沉吟道,“至于粮食......周祥泰那边能调多少?”
“周老板说,他可以从贵州方向调一批粮过来,但需要时间,而且价格会比平时高两成。”
“告诉他,不管什么价,先把粮食调来,稳住市面。这笔钱我来想办法。”
“可是咱们的库银......”
沈砚之摆摆手:“我知道。但粮食是根本,一旦粮价崩了,民心就散了。民心散了,叙永就完了。”
耿怀仁咬咬牙,不再多说,转身去办了。
沈砚之独自坐在屋里,揉了揉太阳穴。这几年下来,他发现打仗反而是最简单的事。真正的难处在于让老百姓吃饱饭,在于在军阀的夹缝中求生存,在于一面要提防外敌,一面还要安抚内部。
门外传来脚步声,是张铁山。
“大哥,有个人要见你。”张铁山的耳朵经过调养,已经恢复了大半听力,只是说话时声音仍然很大,“从上海来的。”
“上海?”沈砚之一怔,“什么人?”
“没说名字,只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张铁山递过来一张名片。
名片很素净,上面只有一行字——“上海《新青年》杂志社,程振邦。”
沈砚之霍然站起。
程振邦!
当年山海关起义时,是程振邦的新军骑兵及时赶到,两军合兵才守住了关城。后来二次革命失败,也是程振邦带人将他从北京救出。再后来,护国战争打响,程振邦去了上海,说是要“找另一条路”。
一别数年,终于又有了消息。
“人在哪?快请!”
程振邦比几年前清瘦了许多,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身穿灰布长衫,看上去更像一个教书先生,完全不像当年那个叱咤沙场的骑兵旅长了。
“振邦兄!”沈砚之快步迎上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还活着!这些年都去哪儿了?”
程振邦推了推眼镜,笑道:“还能去哪儿?在上海教书,办杂志,偶尔写点文章骂骂北洋政府。比起你在枪林弹雨里拼命,我这日子可舒坦多了。”
两人落座,沈砚之亲手泡了茶。
“你这次来叙永,不会只是看看我吧?”
程振邦端起茶杯,却没有喝。他收敛了笑容,认真地看着沈砚之:“砚之,你在叙永做的事情,我们在外面都听说了。屯田养民,保境安民,在军阀混战的乱世里硬是给老百姓撑起了一片天。说实话,很多人不相信你能撑这么久。”
“我自己也不信。”沈砚之苦笑,“每天都像在走钢丝。”
“但你撑下来了。”程振邦放下茶杯,“砚之,我这次来,是代表一些人和你谈谈。”
“什么人?”
程振邦从怀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沈砚之。信封上没有署名,拆开后是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只写了几行字:
“沈砚之先生:闻先生在川南经营有成,深为感佩。当今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吾辈以为,欲救中国,非仅军事一道可为。经济之建设、民智之开启,其功或更胜于刀兵。先生屯田养民之举,与吾等所想不谋而合。若能携手,则为西南之幸、中国之幸。”
信末的落款,是两个让沈砚之心头一震的名字。
廖仲恺。朱执信。
这两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在南方革命党中有着极高的声望。
沈砚之放下信,看着程振邦:“你加入了他们?”
“算是。”程振邦点点头,“但不全是。我现在的身份比较复杂。明面上,我是《新青年》的编辑,鼓吹新文化、新思想。暗地里,我也帮南方革命党做些联络工作。但更重要的是——砚之,我在寻找一条路。”
“什么路?”
“一条能让中国真正摆脱积贫积弱的路。”程振邦站起身,走到墙边的地图前,“你看。中国现在是什么局面?北洋系控制北方,滇系、桂系、粤系各占一方。这些军阀,嘴上喊着共和、统一,实际上都在抢地盘、刮地皮。袁世凯倒了,换上来的段祺瑞、冯国璋,和袁世凯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
他转过身来,镜片后的眼睛熠熠生辉:“我们以前以为,推翻皇帝,建立共和,中国就有救了。后来又以为,打倒袁世凯,恢复约法,中国就有救了。但现在看呢?什么都没变。洋人还是在中国横行霸道,老百姓还是吃不饱饭,军阀还是在自相残杀。问题出在哪里?”
沈砚之沉默良久,缓缓道:“出在根基上。”
“对!”程振邦一拍桌子,“出在根基上!中国的根基是几万万农民,但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知识,没有组织。谁来唤醒他们?谁来组织他们?砚之,你在叙永做的屯田,其实就是一种尝试。但还不够。”
“你的意思是......”
程振邦重新坐下,凑近沈砚之,压低声音道:“廖仲恺和朱执信先生很看重你在西南的经营。他们希望和你建立联系,互相支援。他们可以给你提供一部分经费和武器,你在叙永继续推行你的屯田、办学、练兵。等时机成熟......”
“怎样?”
“等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站稳脚跟,西南的力量就可以联合起来,向北洋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甚至发动新的北伐,一举扫平军阀,统一中国!”
沈砚之没有说话。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的乌蒙山。夕阳的余晖给山峦镀上了一层金边,美得令人心碎。
但在这片美丽的山川之间,生活着多少食不果腹的百姓?藏着多少杀人越货的土匪?盘踞着多少拥兵自重的军阀?
“振邦兄。”沈砚之终于开口,“你说的那些,太远了。我现在想的,就是守住叙永这几个县,让老百姓有饭吃,让孩子有书读,让兵祸不要蔓延过来。至于统一中国、打倒军阀——我现在这点人马,这点地盘,能做得了什么?”
程振邦站起来,走到沈砚之身后:“砚之,你太小看自己了。”
“什么意思?”
“你在叙永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团长在做的事。你搞屯田,办学校,修水利,收留流民,训练民兵——这是一个政权该做的事。你在叙永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根据地。你管着三四个县的地盘,养着几千人的军队,手里有粮仓,库里有银钱。你以为北洋政府为什么不敢轻易动你?不是因为你这几千人马有多能打,是因为你在叙永有了根!”
沈砚之霍然转身。
程振邦的话击中了他心中一直模糊不清的那个念头。
“砚之,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让你现在就去打天下。”程振邦语气诚恳,“而是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南方的革命党人,全国各地的进步力量,都在关注你。你在叙永的成功,证明了另一条路是可行的——不是靠军阀施舍地盘,而是靠老百姓的支持,从一县一乡做起,扎扎实实地建设,巩固。”
“这条路......”沈砚之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很慢。”
“是很慢。但没有捷径可走。”程振邦握住他的手,“砚之,坚持下去。也许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只要我们做对的事情,总有一天,中国会变好的。”
沈砚之看着程振邦,忽然想起当年在山海关城楼上,两人并肩抗击清军的情景。那时的他们热血沸腾,以为推翻一个皇帝就能改变一切。如今十六年过去了,他们走过了无数弯路,失去了无数兄弟,终于开始明白——
革命,远不止是刀光剑影。
这天晚上,沈砚之设宴款待程振邦。两人喝了很多酒,说起许多往事。说山海关的雪,说南京城的光复,说流亡日本时的落魄,说护国战争中的血与火。
说到蔡锷时,两人都沉默了很久。
夜深了,程振邦被搀扶着去客房休息。沈砚之却毫无睡意,独自走出院子,在月色下踱步。
程振邦带来的消息,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前景。但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更沉重的压力。廖仲恺、朱执信等人看重他,意味着叙永这个小小的据点,将有可能获得外部的支援。但也意味着,他将被卷入更大格局的博弈之中。
刘存厚的施压,滇军的排挤,北洋政府的敌视——这些都只是眼前的麻烦。而将来,当他真正站在了某些势力的对立面上,等待他的将是更猛烈的风暴。
“怕吗?”
沈砚之停下脚步,望着头顶的明月。
怕。
他对自己说。
怕守不住这一方安宁,怕辜负了蔡将军的托付,怕带着弟兄们走上绝路。
但怕又如何?
十六年前,他在山海关城楼上举起大旗的时候,难道就不怕吗?
那年他才二十一岁,身后是三千手持刀矛的乡勇,对面是装备精良的清军铁骑。怕吗?怕。可他还是冲上去了。
因为总要有人冲上去。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回屋内。
桌上摊着叙永的地图,旁边是一份尚未写完的屯田计划书。他坐下来,提起笔,在烛光下一笔一划地写下去。
他要让叙永成为一个样板。
不是军阀割据的据点,不是升官发财的跳板。
而是一个真正属于老百姓的地方。
这是他欠蔡将军的承诺,也是他对这片土地许下的誓言。
窗外的乌蒙山静默无言,千百年如一日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而在山脚下的叙永城里,一个中年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
他写下的那些文字,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化作一块块坚实的基石,托举起一个崭新的时代。
只是此刻的他,还无从知晓。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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