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东林党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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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时期，诤谏之风进一步发展，消极因素增多，并由量变到质变，正义的外表下隐藏着各种争权夺利的算计。

    时人对此己有明确的认识。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这反映了诤谏的名节动机。人们看重名节胜过一切，把受廷杖、流放视为登仙之路。既使被罢免，也神气十足。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这反映的是诤谏的功利动机。可获得清名，又可以升官，还可以诿过，一箭多雕。

    对此万历也心知肚明，他斥责群臣只会拿小道消息对他吹毛求疵，“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并一语揭穿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依然我行我素，万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言官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只好采取鸵鸟政策，对类似的奏折，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万历所谓的“风闻之语”指得是立太子的问题。这是明代历史上继“大礼议”之争后又一个著名大论战，即“国本之争”。

    明代皇位继承制度健全，像正德这样即无子嗣又无兄弟的情况都没有出现继位问题。万历朝怎么会出问题呢？据说是因为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朱常洛，而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不喜欢朱常洛母子，因为他们与一桩丑事联系在一起。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像以往一样来到了慈圣太后的住处慈宁宫准备向他的母后请安，不巧的是圣皇太后因事不在慈宁宫中。慈宁宫的一名年仅17岁宫女王氏向19岁的万历献茶，万历见这位宫女端庄秀美、姿色宜人一时冲动宠幸了她。明朝崇尚儒家道德思想，讲究礼义廉耻。此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方面完全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对于饱读圣贤之书的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失礼且令人感到羞愧的事，在他内心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没想到王氏十分不给面子，竟然朱胎暗结，怀了龙种，将皇帝这点隐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令他十分难堪。

    万历的生母慈圣皇太后一直期待着皇长孙的诞生，对于这次兔子吃窝边草的事件不仅不见怪，还十分欣喜，1582年6月，她要求万历承认此事，并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万历本想抵赖，于是太后拿出了太监所记内起居注，他只好承认。同年8月，被册封升级的王恭妃不负众望的产下了一个男婴，万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相比之下，朱常洵的诞生则是真正爱情的结晶。公元1582年3月年仅14岁郑氏被选入宫被册封为淑嫔，在以后的两年里郑氏依靠她的美貌、聪明和丰富的文学、诗词的各方面的良好修养征服了皇帝，不久就被封为德妃，万历与郑氏的感情是真正的爱情。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为万历皇帝产下了他们的爱子朱常洵，万历大喜过望，打算晋封郑德妃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而对于先前已为万历产下长子的恭妃王氏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按说皇上晋封妃子和立太子没有什么关系，皇上喜欢哪个老婆纯属私事。但此时宫中盛传万历欲立与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并写有信物交郑贵妃保存。

    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极”的继位制度。朱常洵是没有机会超过他的哥哥朱常洛的，然而，一旦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这样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朱常洵为太子。

    国嘴们相信万历晋封郑德妃是为朱常洵接班辅路搭桥。于是纷纷上疏指责皇帝专宠郑贵妃，要求按照理论和习惯应当先晋封产下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也有人直接要求“册立东宫”。对于言官的指责，万历十分生气，他说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关系，大臣不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指责他（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

    当时朱常洵才四岁，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万历认为“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并非毫无道理。

    东林党在万历末期式微后，暗中结交太子朱常洛，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万历四十打尽。

    东林党人急忙止血，魏大中、左光斗上疏力驳，首辅叶向高也挺身堵枪眼，他上疏说，汪文言是我任用在内阁办事的，他的错责任在我，请皇上惩罚我一个人就行了，不要牵扯其它人，“以消缙绅之祸”。

    叶向高以辞职相威胁，把所有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组织，魏忠贤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在东林党人御史黄尊素的活动下，汪文言被从轻发落，仅以“梃杖褫职”了事。

    魏忠贤出手打击汪文言对东林党人震动很大。尽管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长期龃龉，但这些斗争都是针对个别人，涉及到的人物也都无关紧要，这次魏忠贤对汪核心舞剑，意在整个东林，与以往有本质的区别，东林党人对此深感不安。

    天启四年（1624年）上半年，汪文言事件后不久，东林党人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魏忠贤的问题。

    东林党内部就是否与魏忠贤摊牌意见不一，相当一部分人忌惮魏忠贤的权势，担心打狗不成反被狗咬，不赞成对魏忠贤发起攻击。

    左副都御史杨涟为人激进，又曾在天启即位时有逼宫壮举，有恃无恐，他力排众议，主张向魏忠贤开战。

    六月一日，杨涟上疏攻击魏忠贤，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迫害忠臣、干预人事任免、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等。

    杨涟奏章直斥天启与魏忠贤、客氏的三角关系，指出魏忠贤权大震主，人们怕祸不敢反映意见，魏忠贤偶尔“奸状败露”，又有客氏“为之弥缝”。批评皇上政务过于依赖魏忠贤，造成大量无耻朝臣对魏忠贤“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以至于人人“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杨涟还使出了激将法，质问皇上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

    最后，杨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皇上将魏忠贤交刑部议处，“以正国法”，并将奉圣夫人客氏驱逐出宫。

    奏疏一出，京师为之震动。此后东林党人炮火源源不断，揭发魏忠贤罪状的奏疏雪片一样送进宫中。

    尽管杨涟等人的火力很猛，可他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结党本身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允许，对东林党的处罚，是天启本人的意思，魏忠贤虽然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并具体负责执行，但最终决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天启手中，魏忠贤不过是皇帝的一只狗而己，皇上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毫无悬念，杨涟受到天启“严旨切责”，天启批评他的动机是“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以便控制皇上。在天启的支持下，魏忠贤对上疏的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工部官员万燝，曾任职皇陵工程，他控告魏忠贤不肯拿出内官监的旧铜器建筑光宗的陵墓，而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却很宏大，跟皇陵不多。

    万燝的立论奇特，而且上疏时间在皇帝屡次“严旨切责”之后，属于顶风作案。

    被朝臣弹劾搞得焦头烂额的魏忠贤正无处出气，决定杀鸡骇猴，拿万燝立威，于是万燝被罚午门前杖一百，罢斥为民。

    六月十七日，一帮内侍闯入万燝家，将万燝抓往午门。

    从万燝家到午门有三四里路，魏忠贤公报私仇，让内侍们先上点小菜，一路上对万燝拳打脚踢棍殴，把万燝打了个半死。到午门后，开始上大餐，内侍们趁热打铁，行梃杖时格外卖力，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万燝身受重伤，不久死去。

    此后，对东林党的打击不断扩大，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一批东林党人受到处理。

    七月，叶向高被逼去职。

    十月，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因人事问题被罢黜。

    同月，因吏部尚书赵星南的继任人选问题将杨涟、左光斗、陈于廷削籍（永不录用）。

    十一逐斥接替叶向高的首辅韩爌

    十二月逐斥接替韩爌的首辅朱国桢，首辅之位落入魏忠贤集团的顾秉谦手中。

    天启五年（1625年），打击东林党的行动掀起**，许多反对东林党的人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制定了黑名单，献给魏忠贤，以便定点清除。

    魏广微和顾秉谦搞了一本《缙绅便览》，其中将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百余人列为邪党，将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六十多名反对过东林党的人列为正人。

    崔呈秀搞了两本：一本是《同志录》，收录东林党人名单。一本是《天鉴录》，收录东林党反对者名单。

    最精彩的要数王绍徽编的《点将录》，王绍徽是老牌东林党反对者，从万历三十七年就和第一代东林党人掐过架。他编的《点将录》将东林党一百零八人按其特征分别对应《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十分传神。

    大批东林党人被揭发出来，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无处躲藏，魏忠贤集团按图索骥，定点清除，东林党的势力跌到了低谷。

    在打击东林党的同时，魏忠贤起用非东林党人填补东林党人留下的空缺，一批曾经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官员纷纷官复原职，为了防止东林党人阻挠，此时的人事任免一般都是通过皇帝中旨的方式下达，而不是通过传统的由内阁票拟的手续。